山东的五四运动先驱徐彦之的济南寒假往事
□客居济南

曾见到过几册1920年由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出版的《少年世界》杂志，其中第一卷第一期、第五期和第六期上刊有徐彦之作的一篇长文——《年假游济南杂记》，颇值得注意。

对于徐彦之，现在的人们可能知道的很少了，但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却是一位非常活跃的进步青年。徐彦之生于1897年， 字子俊，是我省郓城县人，16岁升入北京大学，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改革教育、促进男女同校、解放妇女诸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颇得蔡元培的赏识。他曾任先进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交际股股长等职，多次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触，并和黄日葵等人组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9年初，他又和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康白情、俞平伯和顾颉刚等人创办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并创刊了《新潮》杂志；11月，又和山东旅京学生王统照、范予遂等人创办了《曙光》杂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加入中国“抗日救国会”。1935年，他又先后应在菏泽女师、济南一中做过教员。此后，他于1937年任山东省参议会议员，于1938年任孔子77代孙孔德成的辅导教师，于1940年在重庆去世。

如前所述，徐彦之在1935年曾应济南一中校长孙东生之邀在济南一中做过一段教员，并曾寓居于济南南关凤皇街19号。除此之外，在1919年寒假期间，徐彦之还曾经在济南住过两周时间。从济南回到北京后，他作了一篇题为《年假济南游记》的长文，详细记述了自己在济南的见闻和感想，共中一些内容颇具史料价值，现将徐彦之这次在济南的行程和该文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1919年12月28日，徐彦之从北京乘火车出发，于次日早晨到了济南。他到济南的那天恰好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在济南演讲的最后一天。徐彦之去听了杜威在济南的最后一次演讲，并在《年假游济南杂记》一文的第一部分中记述了杜威的这次演讲的大体内容，还披露了这次演讲及杜威来济南前后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

据徐彦之在文中所述，杜威这次演讲的题目用汉语翻译出来本来是《新人生观》，但当时在报纸上登出的广告却有意识地避开了 “新”字，只写了“人生观”三字，“新”字直到讲演时才被添上，原因是“济南有位有势的人弄不清什么新咧旧咧，听见说‘新’，在他脑筋里便是过激主义的印象，怕得了不得，像惊弓之鸟似的”。另外，徐彦之在文中还记述了这样三个细节：当杜威在24日从北京动身来济南时，北京有关方面却接到了时任山东省督军的张树元拍发的电报，拒绝杜威到山东；但当杜威到了济南，张树元又派了代表欢迎，并宴请了杜威，说什么“请他们来讲演，我自然不赞成。但既已来到，我就欢迎”，而且还又发了一封电报给北京有关方面，对杜威来山东表示欢迎，声明取消前电。29日晚上，济南中小学的教职员邀请杜威举行谈话会。在谈话会上，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袁道冲在发言中颇不满意杜威当天所作的《新人生观》讲演，认为听讲者的程度不够，往往一知半解，生起许多误会，流弊很大；旧的不尽可废，办教育的应该教学生效法，学生的行动才不至于出轨，否则，一味鼓吹让他们新，那还了得！袁道冲的这番话遭到了胡适的当场驳斥（胡适当时的反驳之语此处略），弄得袁道冲很是不好意思，而胡适的发言却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其间大家数次鼓掌表示赞同。在杜威等人离开济南的第二天，在山东省议会召开的临时谈话会上，又有位议员站起来发难：“谁叫杜威来讲演的？为什么不经大会通过就用会场？谁用议会的名义，得提出来办。不然，我明天叫几个妓女来，在这里开盘子。”当时济南思想文化界中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之由此可见一斑。

在第一卷第五期上刊登的《年假游济南杂记（续）》中，徐彦之则主要详细介绍了当时山东地方的“两件有希望、令人可喜的事”，其中一件是《修治全省水陆道路的计划》，另外一件是由省议员王乐平提议、经20多人附议、财政和教育两股审查和大会通过了的《增修国外省外留学经费的的办法》。另外，文中还记述了王乐平当时和徐彦之的一次谈话及关于山东教育的一些议论。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转述。

在1920年6月1日出版发行的《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六期上刊登的《年假游济南杂记（续）》中，徐彦之主要记述了自己和几位朋友参观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蒙养园时的见闻和感想，以及当时济南新文化建设的一些情况。

据徐彦之在该文中的记述，他和朋友们去参观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在1920年1月11日。当时的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位于济南南关毛家坟，校长是长着大胡子、信奉基督教的胡干庭，教务长是张筱藩。此次参观经历让徐彦之深感当时济南风气之守旧。当时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二门就是校长和学监的办公室，全校人员出入学校时都必须要经过校长或学监的允许。徐彦之等人在校长办公室稍坐了一会儿，便由张筱藩引导，到内院参观。当他们刚到内院门时，正巧遇见一位女老师要出门。那位女老师看到徐彦之等人，立即转身跑回房中回避去了。等他们进到内院，正在教室的出厦底下晒太阳取暖的学生们看到有陌生男子进来，也纷纷“依着礼法快快地回避了”。徐彦之还注意到，隔壁教养局楼上的门窗也都被封上，就问张筱藩那样做的原因，张筱藩回答说：“因为在楼上望得见女校，要他们划归这边来用，他们不肯，又交涉数次，迫把楼窗楼门用土闭塞了。不然，可能望见女校的天井，不是体统。”此后，徐彦之等人又参观了该校的书报室：“有一百本上下的书，在里间一座书架上堆着，里外间隔一个门，常锁着。要看书，伺值日生——学生轮流担任——开门去取。外间挂着书籍分类表的牌子。”徐彦之一抬头，看见的竟然是一部《长生不老法》，“其余的书亦都是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出版的。书以外的有报两份：一份是《北京日报》，一份是《山东日报（？）》……此外月刊杂志（民国）八年以后出版的连一份也没有，有几本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二年以前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徐彦之当时还听说，当时学校里订的那两份报纸都要先被送到校长室，等校长看过后才送到书报室，让学生们分班阅览的，而且在“五四”以前仅允许学生看报纸副刊上的文苑小说，到了“五四”以后，经学生们多次的要求，才允许给学生看报纸的正版。随后，徐彦之一行返回校长室，翻阅了《校友汇刊学生文萃》，看到上面教员的批语皆是“佳”“甚佳”“最佳”“最好”“清楚”“甚优美”这样简略至极的。

徐彦之和朋友到济南东关青龙街参观蒙养园是在1月13日的下午。由于蒙养园是美国教会办的，故学校的女老师可以不守中国的礼法，和不认识的男子谈话。当时只有两位女教师在校，她们领着徐彦之等人在园内各处去看，并随时给他们作了讲解。

据徐彦之在该文中的记述，“自民国八年以后，文化运动的空气充满了全国。北京、上海新的出版物总有数百种之多，而所销册数要在十万份以上。然后济南呢，《新青年》《新潮》一本都找不到”，一直到了1919年9月，省议会的王乐平、聂湘溪和李子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刘次箫、完颜祥卿、潘介泉、王祝晨和陈君璧等人，组织成立了齐鲁通信社（原文如此，一说为“齐鲁通讯社”，1920年改称齐鲁书社），大力推广介绍有价值的新文化运动出版物，这种状况才很快有了改观——在不到两年月的时间内，《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新教育》等杂志在济南的销售数都达到了百份左右，其他如《解放与改造》《建设》《星期评论》的销售量也不少，原来不能入山东一步的《晨报》也有了50余家长订的了，新出版物在济南每月的销售量达到了千份以上。

齐鲁通信社在济南新文化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大力推广宣传新思想、改造社会的新书报，而且还做了许多促进济南的新文化发展的工作，比如1922年12月24日杜威来山东演讲就是他们组织邀请的。此外，他们还经常在京沪等地的报刊上发表通信，并出版了《山东外交月刊》。但他们当时也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山东外交月刊》本来预想的是要出旬刊的，但印刷局说旬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期印刷出来的。没有办法，他们才只好将其改成了月刊。即使是月刊，也从1919年的10月中旬一直拖到次年的1月才排好了版，分到大民主报社和齐鲁大学印刷部两处才印出来，而且即使是这两家印刷设备比较完备的印刷场所，却连新式的标点符号都没有。在杜威来济南之前，齐鲁通信社还曾计划办一份周报，最后也没办成，原因竟然是找不到有新式标点符号和可以印五号字的承印处。

此前《济南日报·要闻》版上关于李彦之的一篇相关报道：

http://jnrb1.e23.cn/html/jinrb/20090504/jinrb8367098.html

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济南市民樊先生向本报记者展示了一批珍贵文物，从而让一位鲜为人知的早期进步人士重新浮出水面———

徐彦之17岁时的留影(中间穿白衣者)
曾 任先进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参与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与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有过密切交往；同王尽美、邓恩铭、王乐平等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相识并一同工作过……
本报5月3日讯(记者 赵晓林)记者今天接到一位市民樊先生的电话，称其收藏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山东人徐彦之的手迹等文献，而明天刚好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想把这位鲜为人知的早期进步人士介绍出来，不然再过几年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今年70岁的樊西朗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郓城人。他说，小时候就知道徐彦之这位舅舅，但没有见过。母亲、大姨都讲过他的一些事情，说他从小就离开家外出求学，在济南学习、工作过，但时间不是很长。他也很少回家，只是给家中写过信。
老 人告诉记者，由于从小就有深刻印象，所以很注意收集徐彦之的相关遗物，但因为时间太长，而徐彦之当时又很少回家，所以没留下太多东西。现在只有他少年时的 一帧照片、一本英国护照、一封写给其妹妹的亲笔信、一件写给当时多个地区军队首领的倡议印刷物和几册刊载介绍他的文章和记载他的旧期刊。
说着，老人就向记者一一展示了这些东西。第一件是徐彦之少年时的照片，照片已泛黄，上面还有破损。照片上有3个人，中间穿白长衫者就是徐彦之。照片粘贴在一 张硬卡纸上，卡纸背面有他的亲笔题记。其中写到：“叶君建梅鹤轩卒业于高等正科，予初年来共。幼小无识不能自立，一切多赖指导教正。民国元年，叶君来自烟 台，就事于教育司，又时助予经费，并谆谆勉我求学，以前途事业励我。计前后托庇凡三年，殷勤不啻父兄，我亦何辜而有此，感德之无涯矣。元年夏考取出洋留学 美国，起程之前一日，邀我摄影。临行之日犹剀切劝我，忆从无此纪念，我又何日能忘之哉 三年春月日 子俊氏徐自记 附记此片左列聊城彭某(此处有一字不清 楚)曾同学于高校”。（文中标点为记者所加。）
樊西朗介绍，徐彦之在1917年以优异成绩取得了官费赴美留学资格，这张照片应是他在出国前一天和同学拍摄的。
樊 西朗老人藏有两册《少年中国》杂志，虽然没有徐彦之的文章，但两册中都有文章提到了他。如“民国九年四月十五日发行”的第一卷第四期“妇女号”上，一篇署 名陈实锷的《男女公共生活之精神的互助》的文章中就有“……吾友康白情、徐彦之做的男女交际的文章，说得非常透彻……”据介绍，徐彦之曾在1920年左右 发表过一篇名为《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的文章，发表的背景是：北京大学1920年开女禁，允许女生旁听，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对促进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功不 可没。徐彦之的文章就在此时见报，专门针对当时的男女分校而呼吁男女同校。这是中国最早提出此观点的一篇文章。
另外，在这期《少年中国》 杂志后面的广告页中有两页《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三号的广告。这个广告也引出了徐彦之参与的另一件在当时具有领导性的工作——— 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 志。1919年1月，《新潮》创刊号发行，编辑部主任为傅斯年，编辑为罗家伦，书记是杨振声，干事部主任是徐彦之，干事为康白情，书记是俞平伯。“新潮社”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学生社团，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
当时参加新潮社和为《新潮》杂志撰稿的大多为革命先驱，而徐彦之作为主持人之一，和这些人大都认识，其中包括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朱自清、叶圣陶、康白情、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等。
樊西朗告诉记者，徐彦之与山东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也有联系。当时，山东旅京学生创办了《曙光》杂志。这份杂志是徐彦之与山东旅京学生宋介、王统照、王晴霓、 范予遂等人于1919年11月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和列宁著作的译文，李大钊的一些著作也在这里发表。杂志的创办者和山东的进步人 士关系非常密切。宋介、徐彦之、王晴霓等人多次回山东活动，与山东的学生领袖王尽美、邓恩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能表明徐彦之在济南工作、生活过的是一张题为《代电》的印刷物，这是一份徐彦之撰写并发给当时5个地方驻军将军、司令的电文，抬头为“顷上汉口吴总司令南京孙总司令盛京张上将 军张家口张督办济南张总司令一电文曰”，内容大体为请几位将军、司令在决定国家设立国会、各省设立议会等问题上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落款为“伦敦大学研究生 徐彦之叩元等语 特电奉闻彦之末学后进一得之见……”，最后在一括号内写有“客寓济南南关凤皇街十九号”字样，这是当时徐彦之在济南的住址，凤皇街中的 “皇”应为“凰”之误。樊西朗说，徐彦之在1935年左右曾在当时的济南一中教过学，可能也住在这个地方。
樊西朗老人表示，徐彦之作为我省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士，且极有可能是领导人物之一，以前很少有人知道，研究的也很少。在五四运动90周年到来的时候把他介绍出来，也是对徐彦之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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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彦之
徐 彦之生于1897年，书香门第，字子俊，郓城县仁怀庄村人，与陈亚三、宋锦鸾并称“郓城三杰”。16岁升入北京大学。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取得官费赴 美留学资格。期满后，又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归国后，国民党政府多次请其做官，均被拒绝。先后在菏泽、东昌、济南等地做过代课教师。1937年，任 山东省参议会议员。1938年，孔祥熙聘请其任孔子77代孙孔德成的辅导教师。1940年，在重庆遇日军空袭，不幸中弹身亡。另一说法是，在重庆遇日军空 袭时，高血压病发，医治无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