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代手法的不同

本书1-39章是按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顺序。比如：“乌西亚王崩的那年”（6：1），“亚哈斯王崩的那年”（14：28），“亚述王撒珥根二世打发他珥探到亚实突的那年”（20：1），“希西家王第十四年”（36：1）等。

而40－66章则没有年代的记载，这表明了在写作手法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5、神学上的差异

学者认为本书前半部分强调神的庄严伟大，而后半部分则强调神对宇宙的统治和神的无穷无尽；前半部分提出带领全国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11：1），后半部分领导人变成了祭司、利未人和王子（61：6，66：21）；前半部分讲述弥赛亚（9：6－7，11：1－11），后半部分讲述受苦的仆人（52－53章）。[27]

显然，以上论点很多是出于假设，并没有找到实质的根据。傅理曼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击，他用13页的纸张，从9个角度来加以辩驳，其中包括：“以赛亚预言的主题既非埃及之奴，亦非巴比伦之奴，更非从这两国得拯救，而是整个以色列的光景、特性和命运”；[28]写作风格的不同，不足以表明那是出于不同的作者；[29]认为前后在神学上有歧义纯粹是无稽之谈，因着主题和观点的改变，神学上的强调自然也就会不一样；[30]批评者都不否认40－66章是文学大作，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认为这仅仅是《以赛亚书》的附录呢？[31]……

三、“第三以赛亚”的观点

在讨论“第二以赛亚”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发现了本书的最后一个篇幅（56－66章）与前面有所不同，无论是神学观点，还是创作背景都有区别，于是，他们就断定，这是本书的另外一个段落，并出自第三作者的手，“第三以赛亚”就此“诞生”。持这一观点且具有代表性的是Duhm，他在1892年提出了这观点，并认为56－66章是在尼希米到耶路撒冷前不久完成的。

赖桑在《旧约综览》列出持本观点之人的几个论据，笔者总结如下：[32]

1、背景不同

本书56－66章所涉及的背景是归回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而且，耶路撒冷已经被重建。

2、主题不同

最后的段落不再是对复国的盼望，而是群居生活的细节和纷争，以及恶劣的环境（56：9及下文，57：3及下文等）。而且，他们所盼望的救恩有现世和物质化的色彩。

3、风格的不同

56－66章的“神”，已经没有第二以赛亚那么崇高，再没有作者那种强烈的信靠和乐观的态度。韦瑟指出，这就是第二以赛亚与第三以赛亚之间的鸿沟。

但是，学者们对第三以赛亚论点同样的提出了批评。比如，汉梭（T.Henshaw）认为，风格不同不能成为划分第三以赛亚的理由。他继续指出，无论是《以赛亚书》或是其他旧约的书卷，都不能单以风格说明有多个作者存在。[33]

四、编辑成书的观点

一些近代学者认为，《以赛亚书》具有强烈的整体性，因此，这意味着有一位或是多位所谓“以赛亚学派”（Isaianic school）的人，曾经按次序及系统编纂这些资料，[34]使之成为完整的《以赛亚书》。也有人认为，以赛亚的预言被后人收集，然后，逐渐地增加相应的资料，直到主前3世纪，由一位作者编辑成为井然有序的文学巨作。[35]这种“增加资料”的学说也被称为“增添说”。[36]但该说也强调，无论在那个阶段，《以赛亚书》始终是“一卷书”，就算是后期的编辑，也是在延续以赛亚的核心精神。[37]

那么，《以赛亚书》到底有几位作者呢？

赖桑认为，“倘若我们肯定《以赛亚书》有神的默示，无论是哪一种作者理论，都不会影响第二或第三以赛亚伟大的价值。《以赛亚书》作者是谁的问题，不应成为决定信仰是否正统的试验。不过，无论我们说‘以赛亚写了整卷书’，或者说‘40-66章由被掳期的隐名先知所作，’都要提出论据，否则便函违反了评经学的原则。”[38]
狄拉德与朗文也认为，“以赛亚书的作者与写作问题，包含神学、解经和注释种种如迷宫般的复杂状况，常不能借着某些口号或神学断言就轻易解决，需要谨慎的研究，并对别人处理同一问题所作的努力耐心相待，才能稍有进展。”[39]

的确，这是一个比较难以断定的问题。笔者本人相信以赛亚是全书唯一的作者，但很多的问题仍然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不过，无论作者有几位，这都不能否定《以赛亚书》是神的启示、是圣经的正典这一重要的真理！

基本参考书目：

1、狄拉德、朗文合著，刘良淑译：《21世纪旧约导论》，校园书房出版社，台湾，1999年9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