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性和罪行

　　为明白罪的问题，必须把罪性与罪行区别开来。罪性（sin）是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罪行（sins）则是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所谓罪性是指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私心态。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从此，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有罪性，无人幸免。人内在的自私，于外在的行为上一定会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正像《圣经》所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雅一15）。所以，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有罪性而必然会犯罪。或者说，人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是罪人而必然会犯罪。

　　人的罪性在孩童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不管长辈如何教育孩子要大方、谦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总是表现出以自己为中心。别的孩子有了好玩具，他总是哭闹着非要从对方手里要过来自己玩；但当他自己有了好玩具，是很难被说服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桌子上摆上了好吃的东西，孩子们会毫不顾及他人地伸手就去抓。坐滑梯、荡鞧千需要排队时，也不知谦让，总是喊着：「我先！我先！」……这使父母们常常叹息，要孩子学「好」，就像上坡一样费劲，而稍稍管教不严，孩子就会像下坡一样自然而然地变「坏」了。过去我一直不能解释这些现象，现在方懂得这是人一出生就具有的罪性使然。

　　人的罪性所表现的各种罪行，有时是相当令人惊骇和难以理解的。文化革命发动不久的一九六六年冬天，在北京发生了这麽一件事。当时北京市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怀疑该校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老工友至死不承认。愤怒的红卫兵们把老人拉到室外，剥去他的棉衣、棉裤，让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然后，把一桶滚烫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接着又浇一桶凉水。就这样，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覆地浇，直到老人死去。据说最后他的肉皮都脱落下来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不知为什麽，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记得当时我听到这种事时不禁打了个冷颤，我实在想不透为什麽一群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竟能干出这等残酷的事来。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学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虽然对武斗的发生早有预感，但当武斗真正发生时，我和许多人仍然被血腥的残杀惊呆了。清醒过来之后，我们才急忙奔出校园去拦阻汽车，以便把受伤的同学运送到附近的医院求治。我们一批批地运送着伤员，他们一个个血迹斑斑。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位同学的左眼被打伤，眼球几乎脱出眼眶；另一位同学的肝部被长矛刺中，流血如柱……见此情景，我的心越缩越紧，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劲，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从午夜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的室友见我一夜未归都急坏了，还以为我惨遭不幸了呢！

　　这事件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我曾一遍又一遍地问道，都是同学，只仅仅是因政治观点的不同，为何就有人能如此狠心地向对方大打出手、大动刀枪呢？

　　上面谈的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整体而言，文化革命像一个人生大舞台，每个人都无可幸免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有一副面具，使自己的本性在众人面前可以深藏不露或忽隐忽现的话，在那场历时十年的动荡、风暴之中，在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麽事的人人自危中，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为发迹走红，或为生存的权力，人人都脱去了伪装，赤膊上阵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例外。有真善美的闪光，更有假恶丑的劣行。趋炎附势、见风转舵、造谣惑众、诬陷贤良、落井下石等竟屡见于上下级、师生、同事之间，甚至在夫妻、父子、母女、亲朋之间，闹得天昏地暗。在这个层面上说，文化革命的十年经历，可说是了解人的罪性的一本绝好、悲烈的教材。

　　作为罪人之一，笔者当然也不例外。在那一场劫难中，我虽自认为没有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但为了表示自己「紧跟」、「革命」，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羞愧、悔恨不已。

　　人有犯罪的天性，并不是说人每时每刻都在犯罪，或每个人都犯一切罪。人有时也有善行，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等。傅来恩（Leslie B. Flynn）在《人是什麽》一书中指出，「有些神学家形容人的天性为『完全败坏』。相信新闻记者和警察能证明这一点。……它不是说每一个罪人都没有良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倾向犯任何一种罪，或人不可能有任何善行（例如帮助生病的邻居，捐款给联合国基金会等）。有些罪犯还自愿被当作医学上的实验品；而不良帮派的人可能对自己养的小动物温柔无比。一位醉汉被人发现倒在爱丁堡（Edinburgh）的人行道上，他手中仍紧紧抓着一个玩具娃娃，那是他买来送给他生病的小女儿的。显然，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溷合着善与恶。」1

　　我曾读过一本小说，作者曾是到东北某生产兵团插过队的女知识青年。她书中的主人翁是部队的一位营长。一次营区的森林失火，这位营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冲入烈火中把困在火中的知识青年一个一个地抢救出来，他自己却被烧得遍体鳞伤。营长受到部队的通令嘉奖，也成为知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位营长后来却被枪毙了，因为他以后利用各种手段奸污了许多女知识青年。事发后，他被押上军事法庭。

　　小说的作者在跋中问道，「我应该怎样认识、评价这位营长？为什麽善与恶、美与丑这样完全对立的东西，会如此鲜明地同时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这一沉重的问题也长久印在我脑海里。现在我才慢慢明白了，何止这位营长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像这位营长一样，溷合着善与恶，只是善与恶的强度、对比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神的话千真万确：「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七20）。这就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光景：有时做好事，有时做不好的事；当众作好事，背地作不好的事。任何人无法只作好事而永不作不好的事。这是《圣经》所揭露的人人都是罪人的真实状况。

　　人内在的罪性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但人的罪性在何种场所、以什麽形式表现出来，却要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客观条件主要指社会的法律。有人说，人并不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对触犯刑律所带来的恶果的惧怕，使人的罪性不敢轻易表现出来。一旦社会律法的运作受阻，许多平日受尊敬的人可能立刻胡作非为；许多看似诚实的人也可能趁火打劫。这就是为什麽在非常情况下，如地震、台风、水灾等发生时，往往都需要实行军事戒严的原因。

　　一九七五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板桥水库大坝决口，一个个村庄被大水夷为平地，铁轨经大水冲击，竟被拧成麻花状；被大水冲到安徽省，又从安徽省活着跑回来的就逾万人。各级政府紧急动员起来救灾抢险。当时我正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工作。

　　在救灾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确有人趁人之危、为非作歹。一位干部与一名妇女同被困在一个高地上，在与世隔绝中，这干部便放肆起来。面对一片汪洋，无助的妇人只好任他反覆强暴，直到被人救离险境。有一名抢险队员划着一条船、手里拿着带铁钩的长竹竿，见人见物就钩住救上船。可当被救人的双手扶着船帮要上船时，这位抢险人员见被救人手腕上戴着手表（当时手表是贵重物品），于是他把对方的手表掳下来归己。因怕对方事后告发，抢了手表后他不让被救者上船，反而狠心地再把对方按进洪水中。他如法泡制，得了数只手表却害了数条人命。

　　另一名抢险队员见一名少女从上游冲下来，正大呼救命。他见这女子相貌姣好，便对女子说：「我可以救妳，但我把妳救上来后，妳得跟我过活。」女子听此荒唐要求，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这位队员见她不允，竟见死不救，任她被水冲走。前面这两人事后都被枪毙了，而最后这名队员是被就地正法的。这名少女顺水冲下一里多地后，幸被一名战士救起。上岸后这位少女一直哭泣，战士得知真情后怒不可遏，由女子领着去找那个队员。找到后，这战士把该人拖到一边，当场开枪打死。

　　大家也许会奇怪，这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何故敢擅自开枪杀人？是的，在正常情况下，判死刑、执行枪决必须履行很多严格、繁杂的法律程序。但在非常形势下，普通士兵就被赋予「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否则不足惩治邪恶、维护社会平安。傅来恩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明的伪饰之下，深藏着的是人类的败坏。」2

　　人的罪性如何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也要受主观条件的影响。有的人对良知比较敏感，有的人则麻木、迟钝；有的人看重名誉、脸面，惟恐遭人非议，有的人则不在乎他人如何议论，只要能得到实利就行；有的人眼光比较长远，信奉「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愿为蝇头小利而损害自己的远大前程；有的人则目光如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喝凉水」，只图眼前一时快活等等。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差异，人的罪性表现方式及程度也随之而异。这就是为什麽小孩的罪性最易表现出来的缘故。小孩子不懂得什麽「前程」，不知「人言可畏」，不计任何「后果」，他们想什麽就做什麽，把内心表露无遗。然而，对成人来说，主、客观因素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但对内在罪性却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人的这种罪性或私欲是人的本性，生而有之，根深蒂固，无法自己消除掉。正如《圣经》指出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十七9）。

　　如何判断是否有罪？

　　 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罪，除了没有弄清楚《圣经》关于罪的含义、把罪只等同于世俗的刑事犯罪以外，还因为他们对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罪不够明晰。

　　判断的标准 判断人是否有罪的标准，不应该是人世俗的标准，而应该是神圣洁的标准。用世俗的标准，有时很难判断。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溷合着善与恶，而且私欲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有的贪生怕死，有的贪恋女色，有的惟利是图，有的则热衷名誉；有人坦露无遗，有人则隐晦难测。这就难以比较，说谁比较好，谁有罪而谁无罪。何况，世俗的标准是相对的，不时在变化之中。二十年前，在大陆犯奸淫罪是最能让一个人身败名裂的了，可现在，婚前同居却日见普遍；在「性解放」的国家，非法性关系成了小事一桩，使人心安理得了。

　　再则，即便有人表现出的道德水准比另外一些人高一些，但仍不可能除掉私心，不可能不犯罪。若用世俗的标准，虽我们明明知道自己并非无辜，常有闪失，有见不得人的念头、行为，但却仍不时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馀」自我安慰。耶稣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以为义」的骄傲心理，持尖锐批判的态度。「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十八9～14）。这个法利赛人的外在道德水准可能比这个税吏高，但在神的眼中反不看为义。因为此人同样达不到神的要求，且又毫无自知之明。

　　我们判断是否有罪，只能用神的标准。神的标准集中体现在前面谈到的十条诫命。人不论怎样努力、修行，由于自私的核心无法根除，皆无法达到神的标准。对此，《圣经》也有生动的论述。「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祂面前，问祂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甚麽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麽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哪』」（可十17～24）！

　　每当读到这段经文我都被震动。除〈马可福音〉书外，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也记载了这件事情。这个向耶稣求问永生之道的人，是一位少年官和富人。耶稣对人的败坏向来是毫不留情、严加鞭笞的。但这次似乎是例外。当耶稣听这位少年人说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诫命时，「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可见这位少年人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以至赢得了耶稣的喜爱。然而当耶稣要他变卖自己所有的，分给穷人，并要他跟从祂时，少年人就不能遵从了。他听见耶稣的这一吩咐后，「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

　　《圣经》的记述常常是这样生动、细腻、深刻。作者没有说明这少年人的脸色是怎样变的，为人们留下了思考的馀地。我想，当这少年刚来到耶稣面前时，由于有钱、有德、受人好评，一定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当耶稣谈到诫命，而他告诉耶稣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诫命时，可能颇为自鸣得意。当耶稣用爱眼看着他时，这少年一定喜形于色，以为自己无疑可以承受永生了。然而，听到耶稣说他「还缺少一件」时，他必定一脸困惑：我不是一切都做得很好了吗？还会缺少什麽呢？最后，耶稣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的命令，更使他先惊愕、后犹豫，最后变为忧愁。

　　这位少年人离开了耶稣。他不是「嗤之以鼻」地拂袖而去，也不是「怒容满面」地扭头便走，而是「忧忧愁愁」、步履迟缓地走了。为什麽？因为他内心陷入难于取舍的痛苦挣扎之中。他渴望求永生，也相信耶稣能指引他得到永生，否则他不会跪着求问耶稣；然而他又贪恋自己的钱财、贪恋世俗。他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的，只要按耶稣的话去做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而且可以承受永生；但他难以按耶稣所说的话去做。他多麽希望永生和世界可以兼得！然而当他只能取其一时，他思想发生激烈争战。他清楚地知道，不照耶稣的话去行就得不到永生，不跟从耶稣就没有永生。可惜在世俗私欲的捆绑下，他身不由己，满心不舍地、一步一步地离开耶稣走了。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八7～8）。这个少年反映了人类的光景，血肉之体的欲望根深蒂固，使人们难以服从神。按世俗的标准，这个少年人是比我们许多人都更有道德的「好人」，但按神的标准，他仍是一个不能得神喜欢的不义的罪人。

　　前面已谈到，神的标准就是十条诫命。耶稣深刻地指出了十诫的精髓所在。「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祂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二十二35～40）。这两条看似简单，却是极难做到的。

　　首先说「爱神」。如果至今不承认有神，或虽承认有神，但不承认耶稣是神，或虽知道耶稣是神，却不敬拜祂，这种人当然谈不到「爱神」。即使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开始爱神了。但是真要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神又谈何容易呢我们可以在一时一事或较长时间地、在较多事上顺服神，但人对神的信靠、顺从总是断断续续的，难以做到每时每刻、永永远远尊神为大，一生一世爱神、顺服神。

　　我国圣贤孔子也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对的，但是消极的。而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要像爱自己一样主动地去爱别人，这是更高的要求。记得当年在查经班讨论时，一谈到耶稣有关「要爱你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五38～44）等教训时，非常不能理解。我们过去所遵从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如果任人欺辱，还要反过来去爱他们，岂不太有失个人的尊严了吗？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耶稣所说的，不是要我们去爱人的恶行，乃是爱有恶习的人；我们的忍让并非姑息迁就，乃是要用爱人去感动对方弃恶从善。

　　然而，道理是明白了，却仍然无法作到「爱人如己」。有时我们会深陷于一己的事务之中，以致无暇他顾，不能去关心、帮助他人。有时我们也会去爱别人，但往往只能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或那些对我们的爱有回报的。这种回报不一定是什麽实质的报偿，但起码是一声「谢谢」或一抹感激的眼神，表明对方知道我们在爱他。可是如果我们真心去关心、帮助一个人，并为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以恶相待时，我们就无法忍受了，会火冒三丈，痛恨此等竟如此恩将仇报、不近情理。我们也许找机会回敬他一下，让对方知道我们并非智能低下、任人愚弄之辈；我们也许从此与之断绝往来，「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无论如何，我们难于与这类人作朋友了。虽然事后也许还会在有事时帮他一把，但这只是让大面儿上过得去而已，爱心却没有了。

　　我本人就有这种亲身遭遇，使数年的同窗之谊化为乌有，并从此天南地北，各奔前程。不期几年后又被调到同一个地区工作，常常见面。我虽未寻机报复，但与他极少交往，形同路人。按世俗的标准，我的姿态算不低了。

　　耶稣教训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麽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麽可谢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这样行」（路六27～28、32～33）。我们常常觉得，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太高了，高到苛刻的程度了。谁能做得到呢

　　只有比较，才能分出真伪、高低。耶稣不仅这样要求门徒，祂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爱。耶稣本是无限荣耀的神，为拯救沉沦的世人，不惜降世为人，自己过着贫困的生活，四处传讲天国的道理，要人们悔改、回归；多次行神迹奇事，治病赶鬼，解除人们的痛苦。但犹太人却反目相待，虽找不出祂有任何过犯，仍怂恿罗马巡抚使耶稣惨遭钉十字架的酷刑。如果我们处在耶稣的地位，恐怕再通达的人，也难免要对犹太人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了。出乎意料的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受剧烈的痛楚时，面对那一群大声咒诅祂的犹太人，祂却对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十三34）。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五7～8）。神的爱是世人无法相比的，是人间没有的；它只能来自天上，来自神。有耶稣这面镜子，谁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爱人如己」的标准了呢

　　罪性与罪行并重 深藏在人思想隐密处的罪性，不仅他人看不见，甚至会向自己掩饰。但神是鉴察人心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祂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四12～13）。

　　一九九五年是伦琴发现X射线一百周年。《中国科学报》（海外版）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张能静的文章〈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其中写道：「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伦琴向『德国维尔茨堡物理医学学会』提交了自己的工作报告：『关于一种新射线』。几周之内，消息传遍了世界──人们为一种射线能看到自己的骨骼、腑脏感到震惊和畏惧。美国在得知这项成果的第四天，就用X射线为一个病人找到了子弹在体内的确切位置；也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很快通过一项今天读来令人捧腹的法律：禁止在观剧望远镜中使用X射线，以保护少女的衣装不被看透。」X射线的发现不仅引发了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而且在哲学、认识论等方面也有深远意义。伦琴当之无愧地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位得主。

　　但我引用上面这一段话，主要是说明人们对暴露自己所感到的恐惧。然而，神的鉴察比X射线更可畏。神可以把我们的魂与灵剖开，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辨明。主耶稣的教训真比两刃的剑更锋利：「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五27～28）。将来耶稣再来时，每个人一生中的心思、言行都要面对面地对神作出交代。「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十二14）。

　　明白了《圣经》中关于罪的含义后，谁敢说自己一生的行为无可指摘，自己的心思意念洁白无秽呢？谁能说自己无罪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壹一8）。每个诚实的人都应该能面对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

　　人的罪性从何而来

　　人的罪性更是无争的事实，但对人的罪性的根源却众口不一，长期争论不已。进化论者说，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因而人身上必然残存着动物的本性，即为生存而斗争的兽性，并认为这是人的罪性的来源。因为人也是动物，为保证自己生存的权力，必然会保护自己而与他人争斗。按这种观点，人的罪性乃是符合情理、天经地义的。但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首先，它立论的基础（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在第六章已有较详细的讨论。人不是由动物进化来的，而是神亲手所创造的。其次，人的罪性何止是因为生存竞争呢？人在温饱有余之后，仍往往表现出对名、利、权力的贪得无厌：人在自己通达以后，仍常常会对那些于自己的生存毫无威胁的人生出嫉妒、狡诈、残忍。这些都不是用人的动物性能够解释的。

　　更多的人认为人的罪性是后天的，与教育有关。我国历来有荀子的“人性恶”与孟子的“人性善”之争。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的恶性乃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不仅我国如此，西方也有类似看法。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工业化的推进，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九世纪的西方呈现一派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祥和气氛。很多人，包括不少基督徒，对世界的前途都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不断提高生产水准、发展经济，使人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只要大力普及教育，使人人能分辨善恶，人类社会就可日臻完善，人的罪性也将随之根除。然而，20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目瞪口呆，战争中暴露无遗的人性的凶残、暴虐，把人们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

　　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提高，并不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水准自动升华。教育使人明大义、辨是非、知法守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但却无法改变人们的罪性。教育、知识可能使人们行事小心谨慎、恪守社会法律，但这只是在压制人的罪性或使罪性以更加巧妙、更加隐蔽地表现出来。气候一适宜，这些罪性立刻会爆发出来。不久前在一本书中看到一则故事。一个来自一个有吃人习性的部落的年青人到美国求学，完成大学学业后又回到自己的部落。几年后，他的一位同学从美国去探望他，发现他又恢复了食人习惯，非常惊愕，百般不解地问道：“难道在美国的多年教育对你的生活习性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吗？”他却微笑着回答说：“当然有影响啦！我现在吃人肉时已改用刀、叉了。”

　　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有改革社会的良方，人的罪性就会逐渐消除。但是，现实正好相反。据说有一次《泰晤世报》举办征文比赛，征文题目是《现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少人投去了洋洋洒洒的大部头文章，但有一个人的文章只有一句话：“编辑先生，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是我。”一语道破，入木三分。是的，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乃是人心不轨。如果能把爱己之心变为爱人之心，小到家庭、朋友之间，大到民族、国家之间，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虽有许多志士仁人、改革家应运而生，有过无数可歌可泣的奋斗和牺牲。然而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宝座时，过去深藏不露的罪性开始蠢蠢欲动、逐步表露甚至恶性发作，于是开始蜕化、沉沦，重蹈其改革对象的覆辙，进而被新的一代革新者所推倒、取代。如此往复不止，令人兴叹不已。并非都是改革的宏图不可取，而是实行改革的人的心灵不够纯洁，无法将改革进行到底。社会改革固然可以带来一些暂时和比较表层的好处，但不能触及人心。人的罪性不除掉，人类社会就无和平繁荣、长治久安之望。

　　人们逐渐悟到，人的罪性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也不能用人为的方法除掉。人的罪性的根源，在《圣经》中有清晰的论述。在神创造的第六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一26）‘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二7）尔后神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了亚当的妻子夏娃。亚当、夏娃被造时是完美的、圣洁的，因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一31）亚当和夏娃被神安置在伊甸园负责修理、看守。神明确吩咐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二16～17）

　　可是在魔鬼的引诱下，夏娃和亚当悖逆神的旨意，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他们与神断绝了交通，带来了灵性的立即死亡和肉体的必将死亡。这种灵性和肉体的死亡延及全人类，使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无一例外地变成有罪的人。“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五12）

　　人类始祖的罪性的产生乃源于对神所赋予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对神的旨意不顺服。始祖的悖逆，使人与造物主的交通中断，灵性枯竭，从此陷入以自己为中心的境地不能自拔。他们的子孙一出世就具备利己的私欲，具有罪性。这不是说，因始祖犯罪，神要诛连九族，把罪名强加在其后代身上，使之‘背黑锅”，乃是因为始祖的死亡的灵性代代相传。自私的核心使每个人必然要犯罪而成为罪人。如果一定要问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话，可以这样说：神造人时，人性是善的，但人偷吃禁果之后人性则变恶了；对始祖的后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一出母腹就有犯罪的倾向，或者说人性是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