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其他先知书对本书的依仗

《西番雅书》、《那鸿书》和《耶利米书》都含有与本书40－66章类似的内容，这也符合了本书40－66章也是被掳之前的作品的假定。比如，番2：15与本书47：8类似，鸿1：15与本书52：7类似，耶31：35与本书51：15。[16]

6、新约作者的引用

新约作者对于以赛亚是全书作者没有任何的怀疑。在新约中至少有411处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其中，直接指明以赛亚为作者的就有21处，从引用时的称谓用词就可以知晓他们的观点，比如：

“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太3：3），“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太8：17），“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太13：14），“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太15：7），“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可1：2），“先知以赛亚的书”（路4：17），“因为以赛亚又说”（约12：39），“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徒8：28），“圣灵藉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徒28：25），“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罗9：27），“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罗9：29），“又有以赛亚放胆说”（罗10：20）。

尽管持多位作者论的人认为新约所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出自不同“以赛亚”的手，但从新约作者的口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看法。

7、历史文献的证明

首先，要提的是于主前3世纪完成的《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它把某些书卷，如《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分成两卷，但却没有划分“第一”和“第二”《以赛亚书》。[17]

另外，于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其中的《以赛亚书》共有不少于15份手抄本（只有《申命记》的抄本比它多）[18]，还有若干《以赛亚书》注解讲义，都视《以赛亚书》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保留下来，而并不分不同的段落由不同的作者所为。
然后，据犹太遗传《他勒目》（The Talmud）的巴巴·巴斯拉（Baba Bathra15a）所记，“希西家及其同人写了以赛亚，箴言，雅歌及传道书”。话虽如此，但从上下文可以考据，这里的“写”字显然是被用作“编写”或“出版”之意。[19]因此，《他勒目》的记载并没有否定以赛亚为此书的作者。

最后，在次经《传道经》（Ecclesiasticus）（成书于主前180年）中，也将整卷《以赛亚书》看成是一个整体，并在全书中多次证明以赛亚是领受神启示的先知，而不是被掳后、一些不知名的作者补写了40－66章的内容。[20]

二、“第二以赛亚”的观点

最早对《以赛亚书》的作者提出疑问的是11世纪的犹太学者伊本·以斯拉（Ibn Ezra），他认为1－39章与40－66章出自不同的作者。[21]7个世纪之后，1775年杜德兰（J. C. Doederlein）出版《以赛亚书注释》，在书中同样否认40－66章是以赛亚所作。[22]他是第一位印行一份系统化论证的学者。[23]当时，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艾克宏（Eichhorn），他于1783年发表了《以赛亚书注释》，认为40－66章是被掳期间的作品。自此，学者便开始质疑《以赛亚书》的合一性。他们将全书切分为两半（1－39章和40－66章），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为前半部分的作者，而后半部分则出自“第二以赛亚”（Deutero-Isaiah）的手笔。
赞同两位作者或是多位作者的学者，大凡都是从历史、事件背景、文学风格，以及神学观点作为依据。总结此观点，有如下几个论点：

1、角色上的不同

虽然，以赛亚的名字普遍的出现在前部分，但在后部分却从未出现过，并且，也没有再提及先知家庭的事情。

另外，先知所针对的罪恶也大有不同。前半部分先知侧重提到忽视道德生活的罪，后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神的独一性，一切偶像都不能与之相比较。

2、历史处境不同

本书前半部分是以耶路撒冷为背景，而后半部分则以被掳为背景（48：20）。前半部分以亚述为强敌，后半部分以巴比伦为强敌。有学者认为，40－66章并不是预言将来以色列人会被掳，而是肯定这事已经发生。[24]事实成立的话，后半部分显然就不是出于以赛亚的手。因为，在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并没有成为“世界的霸主”，也没有前来攻击以色列国。[25]但事实上，很多经文都表示耶路撒冷已经受到过毁灭性的打击40：2，41：10，42：15，43：1。并且，先知在书中也表现出了复国的盼望。

3、文学手法不同

有人认为，前部分的经文非常的庄重、精简、严肃，而后部分的经文却表现出流畅、抒情和热切的特色；前部分多用记叙的手法，而后部分则多用拟人法，及戏剧性的表现手法。[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