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自由的别样繁华

——对词之发展的一点感想

文学院06中文系 李天舒 12060110

“唐宋词体流变”这门课开了将近两个月了，在被词的魅力包围的同时，最大的感触就是，词，承载了历代文人的自由。

“自由”，不仅仅体现在“无拘束”的层面上，它以丰富的想象、生动地描写、形象的阐释和流畅的笔触呈现给我们一个平易的，可触的世界。一言以蔽之，“词”这种文学样式使文人呈现了真实的自我。为什么《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与《忆秦娥》（箫声咽）两首词是否为李白所作至今仍有争议？按照文学发展的规律去看，如此成熟的词作出现在词体发展的初期阶段是不可能的，而坚持认为是李白所做的人们，除了《樽前集》的确凿记载之外，恐怕最使他们信服的，就是这两首词中潇洒的才华与他们心中的李白相符吧。“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样简练而极富画面感的白描属于李白；“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这样情景交融，仿佛若有声的寄托属于李白；“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样跨越时空的深沉和游走天外的联想属于李白；“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这样含意深远却无言的潇洒文笔属于李白……如此的才华和意境，“百代词典之祖”的美赞，不正是盛世“诗仙”李白的气度么？显然，他们认为，李白其人符合这两首词所呈现的作者形象。相反地，人们多认为冯延巳的《阳春集》是伪作，除了史书上真实的记载和学术上严谨的推断，其奸臣的形象与其词中呈现的清高致远、才华横溢的此人形象之间的落差，恐怕是很多人心里难以接受《阳春集》为其所作的原始动因吧。人们对“词”所映出的词人形象是相当看重的。也许正是因为“词”这一文学体裁在唐五代以来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难登大雅之堂”的卑微地位，反而成全了其真实自然的特征。它不是主流的文艺形式，也就避开了文人对其的利用和包装，成为文人墨客自我抒怀的载体，不功利、不虚伪、无需送人鉴赏也不可能昭告天下，所以往往展现了词人真实的喜好、情感与性格。

花间体的“香软华贵”正是得益于其不居庙堂的地位得以流传开来，其对女性外貌的描摹、衣着的刻画、心态的渲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此人群体对女性生活的关照，而这种真实在中规中矩的“庙堂文章”里是不可能体现和保留的。即使是玩乐而作，奉承之作，当千年之后的我们去看这些在文学史上当数首创的字句，说它们意境狭隘趣味不够高雅也罢，说它们不过玩笑并非抒己之情也罢，抛开种种已有的批判和肯定，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使“普通人”去关照“人之常情”的机会，无论动机、无论手法，这是一个突破，写诗之不能写，摹文之不敢摹，即使难登大雅，便也了无遗憾了吧？这才是“词”，不承担如许的义务与责任，无束于庙堂与政治，而只是，文人的真实所在。

而南唐后主李煜的后期词作更是词之真实映照的典型代表。“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国君失去江山的痛苦，而只是一个才子对昨日潇洒安逸生活的想念和缅怀；“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我们看到的不是复国的宏愿，只是对近日“身是客”、惟有“一晌贪欢”的凄苦无奈；“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些饱含情感而极具艺术气息的词句让我们看到一个错位的人生——他是个词人，才华横溢的真正的词人，而不是一个皇帝，需要心系天下霸气十足的皇帝。他的心很小可是很深，若为白衣卿相不会逊于柳三变，可是偏偏生在皇家。是为悲哀。而这所有的悲哀与叹惋，皆出自他卓绝的词作，是他的词告诉我们真实的他。

若唐五代的花间词与李煜的亡国之词呈现给我们的只是某一个或几个真实的文人，那么宋诗与宋词内容风格之间的天壤之别则完全体现了“词”作为一种当时非正式的文学样式承载的文人群体的真实影像。不难分辨出，宋诗是抽象的，体现着士大夫阶层的哲理性思考，是政治思想和理性思维的升华，却因为其缺少形象地的描述与感性的抒情而难以使世人喜爱和理解。恰恰相反，宋词是形象的、感性的、可触的“具体的美”，是士大夫完全松弛的精神家园，更具有情感意义。豪放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极尽豪情万丈与胸怀开阔之酣畅；婉约者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写尽情思细腻与心绪百转之缱绻；壮烈者如“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将满腔爱国之志付与仰天长啸；悲凉者如“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将生离死别刻入不轻弹之泪光……不同的情感，一样的真切。甚至于含蓄深致者如“重重簾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活泼清新者如“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也是给我们真切的情感体验，仿佛自己就身在深夜小径上或是游戏情景中似的。宋词强烈的感染力和和真实的表现力来源于士大夫群体对“词”的“信任感”，当“文”成为其表达政治思想、抨击时弊的有力武器，“诗”成为其承载道德、弘扬理性思维的主流形式，惟有“词”这一“上不了台面的”、无关于庙堂与君子的艺术形式，能够让他们暂时避开世事之辛劳，放下高举的使命与责任，宣泄出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情感。此时的他们不是朝廷肱股，不是在党争中拼力纠缠的守旧者和改革派，不是在科举考试里为八股文心力憔悴的寒窗书生。词中的他们只是自己，只是一个又一个敏感于世间万物的文人墨客，只是能够极尽才华勾勒内心起伏的才子佳人。

需要注意的是，从唐五代到宋，词的风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是词之真实的消逝，不是“以词载道”的体现，而是恰恰反映了从五代到宋词人的心理变化，展示了文人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从醉生梦死到心怀天下。宋代词人多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对国事的关注、对天下苍生的关怀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或发财升官，而是真正深深根植于思想，体现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之间，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性标志。所以，宋词中深切的爱国情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正是词人发自内心的呼喊和愿望，并非做作之作。这些或豪放或深刻的宋词呈现出的爱国、忧国、报国之士，也是历史的真实剪影。同时，出于江湖之中的、以柳永为代表的“白衣卿相”们，更是将自己的抱负与失意、开怀与离殇尽数付与词中，令人身临其境、心处其情，在感动感慨之余将才华与个性深深刻在这些才子的名下，是为名垂千古。

此外，“词”所承载的“自由”还体现在其写作方式上的不受束缚。唐诗盛世的空前绝后将“诗”推到了极致与巅峰，同时也固化了其写作形式，在难以超越之上又加了一道樊篱。反而是尚未成熟的“词体”，给予了词人极大的创作空间。正如散文比骈文更容易表达情感一样，长短句相间的“词”，其随意性和丰富性以及词牌的多样性都使词人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从而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值得注意的是，“词”原为乐谱，这一特性使得词人能够对词的形式作多种改进（如减字、摊破等），甚至自创词牌（自度或自制），极大利用了词这一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可创性，加之平易晓畅的写作风格和本就部分源于民间的独特亲和力，在人们心中成为比诗更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词，这一当时无法被上层社会认可的艺术形式，以其内容上不功利、不虚伪的真情流露，以及形式上不束缚、不刻意的浑然天成，造就了继“诗”之后另一有极强艺术感染力的文学奇观。而这种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得益于在＂词＂并不成熟的阶段，词人对其文学地位的“信任”而交付与之的“真实”和“自由”。也可以说，正是对“自由”的承载和诠释，成就了“词”在文学史上独特而卓越的繁华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