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子女应就地读高中与就地参加高考

——信力健在“教育改变中国·第二届信孚公益论坛”上的讲演

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的创办者信力建先生

关于流动人口全国的数字很混乱，有人说是一两千万，但是我估计大概有两亿左右。两亿人口里面子女、适龄儿童大概有4千万。除了有4千万的流动人口之外，据全国妇联的统计，大概有5800万的儿童成为了留守儿童。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数字，就是适龄儿童没有读书的人口占多少。许多的工厂都招有童工。在农村最近有一个报道说全国最优秀的儿童扫地的新闻，一个孩子在做清洁工，这个新闻其实有一个问题，这个孩子是不能做清洁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媒体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清洁工。目前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流动人口的学校，据估计北京有300多所。据我的了解，广州也有300多所，广州300多所的在校学生有20万左右。通常这些办学人都是出来打工的，尤其是以广东的客家人为主。但是办学人本身的学历文化都是比较低的。大概是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往往在这个问题上，外来工学校通常不受地方政府欢迎，经常以各种理由要关闭外来工学校，认为外来工学校质量差，不安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悖论。学生是不读书好，还是在一个稍微差一点的学校读书好。通常没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在一些地区，有很多的流动学生还是不能读高中。我没搞清楚这个政策。通常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流入地入读高中的，但是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很多的孩子都是在城市出生的，广州市每年出生的人口里面有一半是非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必须要回到他的原籍才能读高中。而他在原籍又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证明他的籍。这一类学生很麻烦，面临着两边都读不了高中的困境。这里面又影响了很大的群体不能读到高中。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在农村的孩子能够读书，在城市的孩子能够读书，唯独流动的孩子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确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教育里面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群体是很大的。

比如这次南方的雪灾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雪封了路之后广州的火车站有几十万人挤在那里。搞的广东省委和广东市委书记和省长都没法睡觉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个城市的铁路那里挤了几十万人，最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伤群起的事件，广州市委是有功劳的。为什么这么大的群体他们不能在当地读高中，有关部门应该迅速的拿出方案来解决，应该允许他们在流入地能够读高中。比如说广东高中民办学校的比例是非常少的，目前民办学校在大学阶段有一定的比例，在中小学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最低的比例是高中这一段。12年前有一个英豪办了一所英豪学校，他们办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这种高收费的学校在办的时候要大规模的建设，这导致了办高中一个学校必须有60个班，一个年级有20个班。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所以任何的民办高校在目前的情况下没办法进入这个领域。现在在农民工读高中的问题上就有两道坎儿，一道坎儿就是户籍问题，他们没有户籍就不能进入公办的高中。同时由于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非常高，它也没有办法进入民办学校，所以说没有这样的民办学校提供给他们。有的话民办学校的收费也相当高，一年要5-6万。这就造成了农民工必须要回到原籍，实际上他们也回不去，也没有原籍，所以目前就造成了一个大问题。按照我国政府国务院签署的《联合国儿童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而且有权利不离开他们的父母，并且在他们父母工作的地方入学。这是《联合国儿童保护法》确定的，也是中国政府签署的一份文件。按照这份文件我们的政府应该去履行这样的义务。帮助这些农民工能够在当地的高中入学。在这里牵涉了一个很奇妙的问题就是标准问题。我不明白也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基层政府或者是现有的政府制定的教育标准是这么苛刻的，并且许多的学者或者是专家一谈到教育的问题通常都有一个质量的诉求。

我个人认为他们对中国教育方针有一个理解的偏差。我们中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他们只读了一段没有读另外一段，他们只理解为培养接班人，没有看到应该培养建设者。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接班人应该是我党的领导人，我国政府的领导人。通常99%的老百姓都应该是建设者。有了这样一种区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党校、军校、警校这些学校应该是培养接班人的，其他所有的学校都应该是培养建设者的。我们不能拿接班人的要求培养建设者。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拥有的行业一共有2200多个，在美国是3000多个行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培养建设者，我们要付出的成本就应该大大的降低，因为接班人要付出高成本，而建设者未必要付出这么高的成本。

如果我们用培养接班人的理念培养建设者，这是思维上的误区。菲律宾的入学率达到了80%，我们现在才达到20%。这个国家比我们要穷，但是他们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并不是像我们的毕业生都想去做官，他们的女大学毕业生许多人去做菲佣了，就是在香港帮人家看小孩，也有很多中国人请菲律宾的大学生做家庭保姆或者是家庭教师。我们在这方面是要转换思想的。在传统的培养接班人的思想里面，造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恶果，就是我们的孩子是最辛苦的。现在我们的孩子，不管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了。礼拜六要补课，礼拜天也要补课。

据我调查，大年初一重点高校的学生已经上课了。小孩要坐到晚上11点才能休息。完全是一种压迫。假定是20%的人能上大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80%的人在陪20%的人读书。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接班人，也不可能上大学，他们跟孩子一起读这个书有什么用？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他们的制度设计很特别，他们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分类，要上大学的就自己拿钱去上大学预科。不打算上大学的，有50%的人未必是上大学，可能去上职业学校。所以高中就是上大学的预科。如果说我们90%的大学只是培养建设者，那么高中也仅仅是就业之前的培训，根本没有什么可神圣化的东西。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要设计很高的门槛去限制外来工的孩子读高中。在这个命题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企业家手上是有资本的，希望为这些孩子办学校。但是现在是不可能，不允许的。因为这个师资标准相当高。我们反过来看一下是否需要这么高的标准？其实根本不需要。现在在广州有一个，得到了美国的8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就是给孩子补习上大学。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这里面没有太多附加的责任。所以在分析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之后，现在教育改革重要的问题就是“管办分离”，教育部应该分成两块，要成立教育监督局或者是教委。把办学的一部分分出去。不管你是办大学还是小学还是中学，要管办分离，不能一个人又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现在我们所有大学发的证都是教育部认可的证书，实际上我们只有一所大学。刚才很多人提到质量问题。实际他们没有明白最重要的质量在于竞争，各个大学要发自己的文凭，要有内生性的质量管理。每个大学在为了自己的荣誉而办学，而不是为了教育部而办学。孩子是为了学校和父母而读书，不是为了本身生命的意义来读书，不是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而学习的，他是被教育、受教育的。什么叫受教育？我们在文革的时期在牛棚里面受教育。西方孩子很特别，在幼儿园的时候几乎全是玩儿，小学的时候3点钟就放学，没有作业。他们是逐步加速的。

到了高中才比较紧张，到大学更紧张。中小学的时候是很轻松的。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在中小学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辛苦了。如果我们严格的按照《儿童保护法》里面可能有很多违法的现象在里面。所以“管办分离”就是要保证任何一个自然人或者机构都有权利办任何一种教育实体。但是要由政府进行指导或者管理。这种管理不是干预性的管理，是一种法治性的管理。什么叫法治性的管理？定一个最低的标准线，如果掉下去就不行了。所谓不行就是违法或者是伤害人了。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发展。不管是办哪种类别，不管是多少人，都可以由民间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

第二个问题，中央财政预地方财政应该有一个分工。目前中央财政去办大学，村、镇、县的财政去办小学和中学。这是颠倒的事情。全世界200个国家，几乎80%的国家都是中央财政办义务教育或者是国民教育。国民教育一定要由中央政府出钱办，或者是由它来支付这个办学经费。这是很重要的。这叫国民教育，应该由国家来出钱。而在西方的大学通常不是由中央政府出钱的，也有由中央政府出钱的，但是按照目前中国的法律也是这样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政府要办九年义务教育。在法律上规定各级政府应该办好九年义务教育，目前这个情况就颠倒了。中央财政应该支持每一个地方。上海的义务教育大概是6000块钱，如果中央政府收了65%的税，你应该出65%的义务教育的费用，省、市里面再分摊。基本上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就可以达到大体的均衡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全国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能不能把这个意见提供给有关部门。应该把这个经费转换过来。所以当时我提出办大学在县里面都可以办，而不是每一个县都要办一个大学。大学要下放到县、区，因为在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里面也是以县为基础的建制，县是一级政府，那说明你就可以办大学。这样你这个县里面的国民能够就业，能够有所提高，能够有一技之长。但是100亿的县可能办5到10各大学。

在美国的社区大学是两年。围绕着这个社区有很多的生产领域。我去新加坡看过一个工业区，围绕着这个工业区有一所学校，叫南洋理工学校。所有的企业都跟这个学校联系，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培养这些人。但是他们也设计了一个立交桥，如果这个学生愿意再深造也可以到美国、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学习。一所学校注册人数是十几万，今年可以学一个学分，明年再来学一个学分。现在中心城市的重点大学怎么处理，教育部给出的政策是不能转制。现在又不能够放开，要收择校费，所有的公办学校用公共财政来做的学校应该一视同仁的面对国人。在日本所有的公立学校是按照一张图纸建设出来的，他们的校长是每三年一换，老师是轮换的。所有的学校楼平级的，全部是均衡发展。所以中国的公立学校也应该回归它的公共性，你是免费的，你是为大众设计的，你是雪中送炭的，而不是说要锦上添花帮助一部分少数的人。我觉得现有的学校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均分，第二个就是改制，把它推向市场，由市场来解决。有钱的人要自己出钱去受好的教育，穷的人就由政府出钱让他受教育，这是比较公平的事情。

刚才有代表说大学的重新定位，要宽进严出。我觉得目前的大学已经普及化了，是不是宽进严出都无所谓了。但是首要的还是宽进。我觉得现在中国颠倒了一个事实，就是严进宽出。这种做法不理由中国的培训。据我了解，现在大概有一百万的香港人，一百多万的韩国人，有将近两百万的台湾人和几十万的英国人在中国生活，并且生活的非常滋润。都能买大楼，买房子。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生活比较容易？第一个他受教育在外面，融资可以在外面，第三个有资信在外面，这样他在中国生活就很容易。你没法跟他竞争。你受的教育是残缺的，不完全的教育。他们在中国赚的是美金，你觉得房价很贵，但是他们买楼就觉得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