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 唐德刚先生远行

程巢父

我和唐德刚先生尚未晤面，却有浅交。这些年我从海内外搜集胡适的遗墨，加以考证、笺释，使之流传，以利保存。我既无财力，又无任何基金或课题经费资助，当然不是购藏原件。那样难度也大，有的人只为纪念，衣食无虞，不肯出让，则堵死了门径。我只求允予拍照，供我研究之后再公之于世，这样难度就小多了。我知道唐先生家客厅里挂的一幅字是胡适在1960年10月为他写的，就託纽约的周启博先生联系去登门拍照。唐夫人是保留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厚道人，像这样微薄的请求当然是不会拒绝的。于是周先生登门拜谒，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时在2006年。当时我还不会运用电脑，启博兄就将照片发给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复旦史地所的孟刚先生。孟刚兄把下载打印的电子版两份送到我家里时，我一看效果特别好，清晰度极高，顿时狂喜无竟。

这幅字的内容是：

热急了﹗

更没有一点儿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

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德刚兄

嫂

胡适

一九六十，十，十三

2007年7月启博到上海，我就把我的《思想时代》签了一本，託他带给唐先生。那时唐家还没有迁往旧金山。我又请启博当面问一问胡适为唐氏写那幅字的背景情况，以备我作笺证的重要参考证据。我虽然有唐家的电话，但我一次也没有打过。因为知道他中风后，行动不便，以少干扰为宜。再则，越洋电话，问四十几年前的前尘细节，效果也不会好。启博返美以后打电话来说，他往唐府送书时问过了，唐先生和夫人都记不得当时的情形了。我很觉遗憾﹗此事要是早几年办，在他中风以前问他，那一定会引出不少的故实来。既然如此，以后就只好由我自己去探索胡适当年为唐氏伉俪写字的历史细节了﹗

胡适为唐氏写字是在1960年10月13日，此时他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已有两年半时间。这年7月9日，胡适率领一个学术团体从台北起飞，经东京换机东飞，去西雅图参加华盛顿大学发起并主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他本来决定到西雅图去开会之后就回来的，所以订了7月17日的返程机票。行前有几位朋友都劝他说：“这次回来后，8月里又要飞去开会，9月里又要飞回。这样七十高龄的人不是太辛苦了吗？”胡适接受朋友的劝告，才决定不坐17日的飞机回来了，等另一个会议开完了再返回。

9月2日，胡适在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民国49年度会议后，当天就回纽约。两天以后，9月4日，台湾就发生了轰动中外的“雷震案事件”。即《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等涉嫌叛乱条例第十条之规定，遭到逮捕。这当然是构陷。当时台湾尚处在威权体制阶段。《自由中国》不断地在批评政府，批评僵化思想，伸张民主自由。雷震又正在联络地方人士，准备组织反对党，构成政党政治，推进宪政。这些活动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极大恐慌，便不惜以构陷手段，将雷震等逮捕。由于胡适在西方是最有影响的台湾自由人士，而他本人又正在美国，当局耽心他发出不配合政府的言论，引起负面影响，于是当天便由陈诚向胡适发出电报，电文是：

驻美大使馆转胡适之先生鉴：《自由中国杂志》最近言论公然否认政府，煽动变乱，经警备总司令部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将雷震等予以传讯，自当遵循法律途径，妥慎处理，知注特闻。余俟函详。诚。

陈诚当时的身份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胡适当日复电说：

陈兼院长辞修兄：第九OO号电敬悉。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捕之消息，且说明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可以预言：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敬寰（程案：雷震的字）爱国□□，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尊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公开，乞公垂意。 弟胡适

9月6日，陈诚又电胡适说：

叶大使密转胡适之先生鉴：支电悉。（一）惩治叛乱条例乃行宪时修正有效之法律，依据条例第十六条所规定具有“叛乱”罪嫌者在戒严区归军法审判系属合法。（二）本案复杂，原有确实线索，现被拘执之四人中，已有一人承认受匪指使来台活动，雷至少有知情包庇之嫌。自当依法迅予处理。弟诚鱼。

胡适又复一电：

行政院陈兼院长辞修兄：鱼电敬悉。今年政府正要世人相信台湾是安定中求进步之乐土，似不可因雷震案而昭告世人全岛今日仍是戒严区，而影响观光与投资。（二）果如尊电所云，拘捕四人中已有一人自认匪谍，则此案更应立即移交司法审判。否则，世人绝不相信，徒然使政府蒙滥用红帽子陷人之嫌而已。（三）敬寰办此杂志十一年，定有许多不谨慎的言论足够成罪嫌。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名誉。（四）毛子水先生忠厚长者，从不妄语，可请雪屏邀子水与公一谈自由中国社史事，当有补益。 弟胡适。

9月7日，华盛顿的美联社记者打电话到纽约的胡适寓所进行采访。胡适说：“关于雷震被捕与新党运动的关系，我不能评论；因为我离开已经两个月了。”“我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我认识雷震多年，我觉得以叛乱罪名逮捕他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他是一位最爱国的人士，自然也是一位□□分子。他以叛乱罪名被逮捕，乃是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我不相信如此。”“我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之一，但现在已经不是发行人。十年来，这杂志一直是台湾言论自由的象征。”“我对这件事的发生很感遗憾。”“我诚挚希望雷震的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付诸军事审判。以期他能依法受审。”

以上所引都是当年9月8日台湾《大华晚报》刊发的美联社华盛顿7日电讯的内容。尽管国民党企图以威权震慑台湾全岛，但台湾毕竟是有众多民营报刊传统的地域，施压再高，也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不发出一点与政府相左的声音。

胡适对美联社记者谈话发表之后，引起岛内外各地报纸极大的不同的反响，历时数月之久。9月16日，王世杰因参加联合国大会抵达纽约。他在17日的《日记》里说：“日昨胡适之来谈。彼对雷震案之愤激，超出余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余劝其可向政府作不公开之诤仪，但仍以避免公开批评为宜。彼似不甚以余意为然。余甚盼辞修能妥善处理此案。使此联大开会期间，我政府尤应避免予敌人以攻击口实。”

9月17日，合众国际社记者又到纽约胡适的寓所访问雷震的事。胡适说：“我希望我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事雷震将自叛乱罪下获释。他是一位爱国公民及□□人士。”“《自由中国半月刊》在过去十一年内一直是中华民国出版自由的象征。我希望这一象征不被肆意毁灭。”（合众国际社纽约17日电，9月18日《大华晚报》，9月19日《公论报》）

9月21日下午，胡适在纽约寓所接受记者李曼诺访问。报道的大要是：

……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他是一个□□爱国分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为了维持《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精神，他不但呕尽心血，还曾不惜当卖过私人的财物，目的不过是要争取言论自由。

提到外面批评《自由中国》言论过激，胡适解释说：言论过激与否，各人观点是不同的。举一个最显的例子来说，美国《圣路易报》的社论对雷案有一段批评中提到这两句话：“美国总统选举中，两党互相批评的言论，不知要较雷震所主办的《自由中国》激烈多少倍；然而事情发生在中华民国，情形就不同的多了。”所以《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是否过分激烈，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个人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激烈的地方，不过这份半月刊言论自由的争取，雷先生确尽了最大努力去做。事到如今，我仍旧觉得在“□□”“爱国”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尽管胡适向政府首脑为雷震作了申诉，利用西方舆论为他做了公开辩护，台湾当局还是不顾负面影响，一意孤行地给雷震定了罪。10月8日，警备总部的军事法庭宣判雷震徒刑十年。

10月9日晚上，胡适坐在灯下，给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写了一封长信，谈读《亦云回忆》原稿的感想。他对原稿读得很认真，问题谈得很细，信写得平静有礼。这其实是胡适内心极度愤懑的反映。他在某年的日记里曾经说过，当人的心情极其恶劣，无法排遣的时候，最好专心去做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情，把造成坏心情的那件事情暂时忘掉。

我今天援引49年前的这些史料，是为了向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们介绍胡适在当年为唐德刚写这幅字的历史背景。“热急了﹗更没有一点风……”这是胡适在1919年12月写的一首诗——《一颗遭劫的星》的第一节。我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出这首原诗。我们只要一读诗前的小序，胡适当年写字用这节诗的寓意就全明白了。序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