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津年鉴》1996年版

作者：张德明(时任新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鲁明伦(时任新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秘书 现已故)

古迹“汉安桥”、“六门水”新考

(张德明 鲁明伦）

新编《新津县志》出版发行以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并先后获得了省级和国家级科研成果奖。作为一个丰富、翔实的资料信息库，已在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资料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已为县人所共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县志咨询的需要，我们再次对新县志中个别历史资料的说法进行了查阅、考证。发现其中对“六门水”与汉安桥的记载，确有重新认识、思考之必要。我们所做的工作，决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要以此“拙陋之砖”，引来 “荆山之玉”，使众说纷纭的疑难彻底为之一解，最终达到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目的，能如此，则是最大的欣慰。

“六门水”宜称“六水门”

《新津县志·建置沿革》部分，称北周闵帝元年(公元557年)新津县建县之初的县治所为“六门水”。经再次对现有史料进行查证，我们认为，宜称“六水门”为好。理由是：

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有：“(武阳县，辖今新津县)蒲江大堰，灌郡下六门”。这里的“蒲”实为“藉”之误。“灌郡下六门”中省略了介词，应是“灌郡下(以)六门”，按古汉语的倒装句法，实为“以六门灌郡下”之意，这是最早出现的有关这一古迹的记载。北魏郦道元所编《水经注·江水》记为：“此县(当时的武阳县，今之新津县)藉江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这里将“六门”称为“六水门”，且对常氏所记作了更明确的解释。此后，又有唐人李吉甫所撰《元和志》记：“馨堰在县（时彭山县)西南二十五里，拥江水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公孙述僭号，犍为不属，述攻之，功曹朱遵拒战于六水门是也”。至此，就已有史料中，已三次提到“六水门”。其后，又有《新唐志》云：“西南二里(时新津县治在今五津机场内，故称堰在西南方向)有远济堰，分四筒，穿渠溉眉州通义(今眉山)彭山之田，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由采访史章仇兼琼开”。又，该书彭山县下云：“有通济大堰一，小堰十，自新津中江口(今南河口)引渠下一百二十里……开元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开”。至清乾隆，有李元所著《蜀水经》记：“桐梓堰即《华阳国志》蒲江大堰灌郡下六门也。清道光版《新津县志》也对上述史实予以确认，并详加记载。根据上述资料，我们至少可以认定：蒲江大堰、六门、六水门、远济堰、通济堰、桐梓堰、童子堰以及记入新编《新津县志》的六门水均指同一事物。”

再查看《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均对“水门”一词有明确解释，而“六门”却无可稽考。《汉语大词典》在首义中即释“水门”为“水闸”，语出《汉书·循吏传·召信臣》：(信臣)行使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辞源》卷三也释为水闸，记为：“汉书沟洫志贾让奏：“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毫无疑问，水门即是调节水位的引水灌溉设施。即是水闸。根据水门之名早在西汉即已使用。且《华阳国志》有记载来看，六水门早在汉代即已建成，是完全可信的，所称章仇兼琼开此大堰一事，当是对原六水门旧堰的改修或扩修而已(参见刘琳校注本《华阳国志》)，正如今之解放渠对旧童子堰改修是一样的。显然，《华阳国志》中所称“六门”，确指所建六道水闸的灌溉设施，即六道水门之意。

诚然，新县志所载同史藉文献中所称六水门，其基本含义是完全相同的，但“六水门”从引水设施发展到地名是已经确认，并多处出现在古代史料，特别是唐代以前的史料之中，而“六门水”在清代以前，却未见一处提及。而且，从历史地名的形成来看，以“门”字作词尾的称谓，均是指关隘，要地，而以“水”作词尾的名称，均指河流、水系。因而，在内涵上，“六门水”包含整个大堰及其渠系；而“六水门”则仅指大堰所在地而已。将“六门水”改称“六水门”，既是尊重历史，沿习历史的既定称谓，又且符合历史科学“实事求是”、“孤证不立”的基本精神的。

汉安桥不应在今彭山江口

新县志称汉安桥在今彭山江口附近，其主要依据是《华阳国志》中“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之句。

常璩家居晋江原县(今崇州市)，对相隔百余里的汉安桥应该十分清楚，因而，《华阳国志》无疑是可信的。《华阳国志》对汉安桥有两处提及。一是：“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桥曰汉安，桥广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断绝，岁岁修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太守南阳李严乃凿天社山，循江通车道，省桥，梁三津，吏民悦之。”一是：“入犍为有汉安桥，玉津、东沮津、津亦七”。

既然第一段文字是新县志的主要依据，我们不妨就该史料进行全面考证分析。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失于偏颇、片面。首称“郡去成都百五十里”之句，指的是犍为郡治与成都的距离，这是古代记事通常采用的作法。其次，因“桥广一里半”与“百五十里”均在同一段文字中出现，说明该桥距也是真实的（至少是接近真实的)。因而，只有从地理环境、位置和桥梁结构去分析、考察。根据岷江正流新津至彭山江口这一段地理形势来看，最适于架桥的位置莫过于邓公场附近下首，理由是：一、河滩开阔(直到解放后数年均是如此)达数里，且河床平浅。除夏、秋季节水势湍急外，十月至来年五月，均便于架桥；二、从桥梁结构来看，虽说“广一里半”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但除置于河床中心水流部分是木结构外，其余置于河滩上的桥体部分必是就地取材，或以大卵石装蒌垒埂，或以天社山页岩砌成桥体，不然，面对“广一里半”的宏大工程，在人拉肩扛，全凭手工劳作的古代，何能“岁岁修理”？这是十分浅近的道理。

而彭山江口，虽距成都正合百五十里，但地控两江之口，形势险要，地势逼狭，前临江水，后抵山崖，总计不过数百米，且水深流急，如何能建下“广一里半”的大桥。至于新县志所称 “一里半”，且又是“竹索桥”，更是不可想像。

除了上述分析考证之外，道光版《新津县志》三处提到汉安桥的位置。一是《津梁》称：“袁家渡(古皂里津)，县南四里，邓公场诸江汇合上流，即汉安桥故地”；二是《古迹》称：“汉安桥在县东南。《华阳国志》称‘李严凿天社山，循江通车道，省桥、梁三津’。按三津即南河、文井江、皂里江也，下至彭山，皆未有此。”三是《山川》称：“天社山在县南，北枕大江，南接连岭，在汉安桥上流，每益土有难，人多依焉。”以上三处均明确指出汉安桥是县内一处古迹，位置在今邓公场诸江合流处。

其次，清人龚煦春所著《四川郡县志》也称：“天社山在县南，北枕大江，南接连岭，在汉安桥上流。按今新津县岷江正流，每岁水涸，修搭木桥，以济行旅，水涨则拆去。即汉代汉安桥之遗制。”这些史证，显然是有说服力的。

那么，彭山江口是不是郡治(武阳县治)所在地呢?当然也不是。当代史学家刘琳指出：“犍为郡故城，应在今彭山县城西北三四里，蔡家山之西麓。武阳故城则应在今彭山双河公社一带，其位置当在今彭山江口(双江镇)之北，府河之西岸，牧马山之南麓，在今彭山县城东北十四、五里江家浩；而江口实为汉代之彭亡聚，至今一条长街，最宽处不足二十米，决非立县治之所。”(参见《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279页)

作为一家之言，也许刘琳的考证还难以服人。而新编《彭山县志》作为彭山县历史和现状最有说服力的一部志书，同样与刘琳的说法完全一致。该书称江口为汉之彭亡聚。对汉安桥这个古代有名的遗迹，无论是古迹还是交通，均无一处有记载。上述材料表明，彭山江口确实既不是汉安桥所在地，也不是郡治。

上述说法如还不足以证明，那么则可从古驿道一探路迹。自秦灭蜀后，邓公场近侧汉安桥渐形成成都平原连接眉嘉平原陆上的两大通道之一(水路系自府河而上)。此路自犍为郡城沿岷江西岸北上，在今新津邓公场(古六水门)或邓公场下首近侧经汉安桥渡河至岷江东岸，再由此东行，循牧马山以北边缘，经今双流一带至成都南门。西汉末公孙述征讨犍为，与朱遵会战于六水门，即走此路，今天的铁路，公路大体也是由此路线。

古代劳动人民是极富智慧和创造才能的，新津汉安桥的选址和建造，必然是经过周详的勘察和比较。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该桥当第一次被洪水冲毁后，能“岁岁修理”，似有“非此莫属”的意味。而李严“凿天社山，循江通车道”，作出如此宏大、顺应民心的伟业，成为千古丰碑，只能从以下两个近在咫尺，互相联系的事物中获得启迪：一是天社山，一便是汉安挢。由此，我们认为，上述理由已足能证明汉安桥不在今彭山江口，而是在新津邓公场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