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印时本文标题改为“向罗伯特学习开会”并有文字修改。请参阅《新民周刊》2007年第30期，2007年7月27日－8月2日；《新民周刊》网站：http://weekly.news365.com.cn/sh/200707/t20070730_1513424.htm以及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cul/2007-07-25/142313525175.shtml）袁天鹏，这个名字，因为翻译一本教人们如何开会议事的书《罗伯特议事规则》，有了一个新的社会意义，而不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带回专业知识或技能的海归。
从2006年春到今年夏天，《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翻译整整占去袁天鹏一年半的时间。31岁的袁天鹏因为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有着两面评价。
一起回国创业的朋友说，袁天鹏辞去总经理工作全身心地翻译一本“傻不啦叽”的书，“没有前途”，搞得袁天鹏半年时间不敢再告诉别人自己在干什么。而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孙涤教授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却极为欣赏，贺鼓励说：“议事规则的建立和遵循，是一国民主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本要件之一。”
画家陈丹青曾说，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袁天鹏感同身受，决心做这件“傻事”，与他在阿拉斯加大学当学生议员的经历息息相关。

新鲜“议事学”

一段时间后，袁天鹏发现学生活动中心只是一个执行机构，决策机构是另一个叫“学生议会（student senate）”的学生组织，他很想进“权力中心”过把瘾。只是学生议员的产生与国会议员的产生相似，由全体学生投票选举产生，一年一选，但选举期已过。巧的是，有一天学生活动中心向袁天鹏透露，有一名学生议员因故退出，他可以申请中期替补。
袁天鹏于是向学生议会提出申请，希望能在学生议会中代表国际学生，并顺利地加入了学生议会。这是一个拥有近20名成员的学生组织，“官僚机构”有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名秘书，主席和副主席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的产生，完全模仿美国国家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方法。袁天鹏等10多名学生议员作为学生的“民意代表”参与议事和决策。
作为决策机构，学生议会的运作方式就是开会，每个周日下午都有例会。学生议会最重要的决策是形成拨款法案，负责分配每年从每一个学生收取上来的大约10万美元会费，包括学生活动中心在内的所有学生社团都可以向学生议会申请拨款。
初入学生议会，袁天鹏用“无所适从”来形容自己的尴尬，因为他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议事环境，学生议员则你一言我一语，“说说就投票了，一件事就这样过去，然后下一件事情”，袁天鹏看着发呆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主席不能发言，不能表决”。
“我当时很困惑。”当北邮学生会主席时，袁天鹏也管着一笔经费，虽然很少，而且怎么花也会开会议一议，但要他最后拍板才形成决议，可是在学生议会这里，袁天鹏看到主席主持会议干脆利索，除了分配发言权，主席也不说别的，议员表决后主席也只报告投票结果，从没有拍板定夺一说。
袁天鹏不傻，他看得懂“主席的权力、权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限制着，以保证它的公正、中立”。他还注意到，有时主席对某一个议题特感兴趣，忍不住发言，主席只好把主持会议的权力让给副主席，然后再发言。令袁天鹏感到新鲜的还不止这些。
会议中，任何一个议员只要有一个提出motion（提议），如果再有一个人second（附议）一下，一个会议议题设置就启动了，主席无权搁置，必须进入辩论阶段并进行表决，从而得出赞成或否决的结果。
辩论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发言，“首先要取得发言权，举手或者站起来喊一声主席，请求主席分配发言权”。主席分配发言顺序也不是随意的，如果一个赞同者刚发言完毕，那么接下来的一次发言反对者就有优先权，“避免某一方几个人连续发言，以压倒性的优势影响会场的氛围，让另一方不敢说话”。几个月的亲身参与后，袁天鹏发现这种会议模式“非常有魅力”。
“辩论必须充分进行，主席无权中途宣布进行表决，必须确定没有人再说话了，才可以表决。或者，有成员觉得这个议题无需辩论或辩论时间太长了，有权提出Motion（提议）立刻表决，如果有人Second（附议），可对这个程序性的Motion 先进行表决，如果过半数得到通过，再对前面实质性的Motion进行表决。”
袁天鹏发现，在这种会议程序中，主席只干一件事——维护程序，而议事者可以提议、附议、辩论和表决，每一个会议程序的进行离不开朱席的主持，却不受主席左右，每一个议事者的权利都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这是程序民主最根本、最务实的细节建设。”袁天鹏豁然开朗。
在一年的学生议员任期内，袁天鹏提出过很多Motion，有的失败了，例如他自荐竞选学生议会派往一个全美学生会议的代表，可惜表决未获通过；有的很成功，例如他替一个中国学生社团申请拨款资助其举办一台晚会，会议辩论认为此举可以让各国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很有意义，于是同意拨款。“但无论成功失败，
感觉都很着迷，因为在程序的保障下，你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和辩论。”袁天鹏如此形容自己的感受。那天，他去参加了晚会，看着各国学生津津有味地品尝中国美食和观赏中国曲艺节目，袁天鹏真真切切感受到作为一名学生议员的成就感。
值得一提的是，加入学生议会不久，秘书便送给他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翻阅之后，袁天鹏以为不过是一本会议手册，束之高阁。然而一年后再翻阅，袁天鹏惊讶连连：“学生议会的会议程序都被清清楚楚的写在这本书里。”
“议事学”就这样进入袁天鹏的视野，而令袁天鹏震惊的是，“美国90%以上的组织都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它被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NGO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小如小学班会，大到国民大会，都因它而富有成效。

美国版“红宝书”
“一看书名叫《罗伯特议事规则》， 一个人写的规则有什么用啊？你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吗？你有什么权威性？”袁天鹏在心里连续抛出三个问号，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思维曾使他表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从学生议会切身体会罗伯特议事规则的魅力后，袁天鹏终于悟出真谛：“它的核心原则，就是要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具体而言，要让强势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势。
《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书的导言里记载着一件事，1867年，30岁的美国西点军校工程兵种毕业生亨利·马丁·罗伯特被提升为少校并派驻到旧金山，当时美国各州大量的移民正涌向那里。罗伯特他和妻子在几个社团里面服务希望改进社区环境，不可避免地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共事，“每个人都坚信自己州的议事规则是最准确的，谁当主席了，就按照自己州的规则行事……争执实在是太常见了”。
读到这里，想起学生议会主席主持会议时权力是被制约和限制的，袁天鹏不禁莞尔，“罗伯特后来编写议事规则可谓对症下药”，罗伯特正是要把人们从议事规则的分歧所造成的混乱中解救出来。事实上，罗伯特于9年之后出版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缘起于他25岁时主持了一次失败的会议。
那是1863年，重病复发的罗伯特被派到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担任一个相对轻闲的职务。一次，他被请去主持一场会议。可他并不懂主持会议，也没人事先告诉他会遇到什么问题。他出于帮忙，决定尽力。罗伯特“天真地以为会议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但会议上争执四起，会场失控，罗伯特称“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后来我决定一定要了解议事规则，否则绝不再参加任何会议。”这之后，罗伯特在军队事务之余，开始系统地阅读文献资料，立志写出一套议事规则。几经周折，1876年39岁的罗伯特终于出版《罗伯特议事规则》，专门就会议的议事程序作为种种规定。
那时出版社担心没人会买这本书，不太愿意出版，罗伯特还自己承担了4000册图书的装订费用。岂料，这么一本由个人独立编写、没有任何权威部门指定摊派的小册子，居然迅速获得广泛认同，进而被官方定义为美国的议事规则。
“当今世界受惠于罗伯特先生甚厚，无论是公共领域中的联合国大会、欧盟议会、美国国会的议事程序，还是私人领域里如上市公司、合伙小店、兴趣团体、学校班会等的议事章程，无不以罗伯特总结的议事规则为依据和蓝本。”去年10月，孙涤教授在国内报纸上撰文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
巧的是，袁天鹏读到了这篇文章，并与孙涤取得联系，几番交往后两人结成忘年之交。袁天鹏这才知道，孙教授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缘分比他还深。
那是1996年，孙涤当选为加州大学学术研究委员会主席，负责评判谁有能力和资格得到当年度的科研经费。“一时间我对自己的心虚气短颇感烦虑，几乎萌生让贤之心。”就在那时，副校长送来一册《罗伯特议事规则简本》，并安慰他说，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主持会议讨论的一切需要。孙涤发现，这位女校长自己还把小书揣在手袋里，经常拿出来请教。
1997年，孙涤担任信息管理系主任后，“更是经常得益于这本小册子”。1999年起，孙涤受聘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总经理级战略规划委员会首席顾问，担任建行重组改制和上市筹备负责人时，他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引入中国，“第一次让国人真切地感受到罗氏议事规则在今天人们最热切关注的经济生活和公司治理的领域有着多么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这个现实意义指的是——在保护“逐利”活动的同时保证“制衡”。以上市公司治理为例，每一个股东都想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无制约，大股东显然愿意操纵股价牟利，而受损的小股东则哭天喊地无人应。孙涤的设想是，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
“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会议上做的，一个制衡的议事规则可以在会议上划定发言的边界和决策的边界，决策便能确保每一个人逐利不逾界，从而保护每一个的利益。”袁天鹏解释说，罗伯特议事规则特别是适用于利益相关者大会。
“不仅说，而且练”
袁天鹏并没有在阿拉斯加大学读满2年的硕士课程，1年半后他便离开校园去“逐利”，在电信公司Sprint PCS谋得一份职业，负责3G网络工程协调，当上了一名项目经理。在这个“领导岗位”上 ，袁天鹏第一次尝试使用“罗伯特议事规则”。
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失败的经历。尽管是一种跨部门性的协调会，但与会的各部门代表并不具备决策权力，“开会变成一个沟通的过程，而不是决策的过程”，使用烦琐的罗伯特式会议程序反而变得画蛇添足，这种通气会根本不需要“提议、附议、辩论、投票和决策”这个过程。然而袁天鹏却因此明白，“罗伯特议事规则更强调是在一个决策的环境下使用”。
2003年8月，回到北京的袁天鹏和同学一起创办了一家提供移动增值服务的科技公司。公司有过发展，但却不能长久。袁天鹏总结这其中的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合作缺乏制衡，诚信成为幌子；一方面整个市场环境是以破坏规则的手段作为提升业绩的最大推动力，竞争围绕着“在人和技术当中寻找新的漏洞”而展开。
袁天鹏说，“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初级水平的请客吃饭，中级水平的直接送钱，中高级水平的卖你套房子打半折，高级水平的一个内幕消息让你股票大赚，类似这样的过程，比谁破坏规则的技术手段更高超，永远走在监管手段的前面”。
最终，袁天鹏发现自己不适应在这个环境下经营一个公司。因为心中有很多底线袁天鹏不愿跨越，而“跨不过就不可能就超越他们”，2005年底他决定退出，便辞职了。经营公司这段经历让袁天鹏警醒，在破坏规则的大多数人面前，遵守规则者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反过来思考，破坏规则我比不过人家，我可不可以建设一些规则？”痛定思痛，袁天鹏又想到“罗伯特议事规则”，“贿赂的艺术”盛行恰恰是规则不健全，潜规则大行其道的结果。“能不能在公司决策会议上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从企业内部进行机制制衡，不让企业犯这样的错误？”孙涤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做法启发了袁天鹏。
2006年初，袁天鹏正式着手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书。经过一年半持之以恒的努力，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9月份出版。一年半以来，除了妻子一如既往的支持，袁天鹏也在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朋友，使他们渐渐开始认识和接受。有了众人的支持，又有了孙涤教授的鼓励，袁天鹏的信念更加坚定。现在，他决定把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确立为自己今后的事业，从联系业主委员会、大学、企业、以及行业协会、NGO等组织开始，提供免费的培训，以务实的方式推动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的发展。
“不仅说，而且练。”2007年4月，袁天鹏选了一所律师事务所作为第一个培训对象，在合伙人会和团队会上同时培训。“这个律师团队已经有了很好的程序意识和民主意识，但是在实践上他们依然要非常努力地克服自己的思维习惯。”袁天鹏原以为律师的培训会相对容易，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发言权要等主席分配这个程序，我几乎花了一个月去纠正，现在还有人犯”。
袁天鹏遇到最大的麻烦是：“中国人开会只会发牢骚而不会提motion(提议)。”在团队会培训时，袁天鹏常常碰到这种情况，一个人站起来滔滔不绝地“摆事实讲道理”，但问及如何改变如何行动，他却答“不知道”或“我考虑不成熟”。袁天鹏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再面对滔滔不绝的家伙，就直接打断，并逼问：“请直接提议？”
“议事规则要求你先说结论，让大家知道你的论点是什么，不需要你考虑成熟，大家可以辩论，一起修改，补充，这样会议就朝一个建设性的目标前进了。开会的目的是为了出成果，而不是发牢骚，或者评论。”袁天鹏说，罗伯特议事规则下的会议程序可以保证这点，并且罗伯特议事规则还详细规定了如何起草建设性的Motion(提议)。
“Motion是一个能力，更是一种面向行动的意识，要花很长时间去建设。”在这家律所培训3个月了，袁天鹏感觉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不久前，他还曾到业主委员会尝试使用罗伯特议事规则，但面对乱哄哄的会场和各争一执的利益相关人，袁天鹏发现 “还需要有更多的办法和技巧，要把议事规则变成直白易懂的东西，还要研究中国人接受它的心理过程”。
到了如今，要考验袁天鹏的是，培训能力。“在中国要让每个人接受，真的需要慢慢做”，这是一个大挑战。有人便尖锐地问他：“孙中山都没有推广起来，你凭什么？”90多年前，孙中山翻译编写了当时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取名《民权初步》，孙说，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开会，不料被汪精卫等人嘲笑为“小道”。时至今日，熟知《民权初步》的国人为数甚少。
正是这个质问，让袁天鹏知道“大海归”孙中山曾经翻译过《罗伯特议事规则》。如今袁天鹏翻译的已经是第10版，辗转近100年，“小海归”袁天鹏接过未竟之使命，走上培训国人“学习议事程序”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在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使得人们产生了“逐利”的强烈诉求，进而产生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人“逐利”行为侵害的强烈诉求，因而“制衡”的观念已经广泛建立。这是今天的中国为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发展提供的机会。”袁天鹏说。袁天鹏1998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在中国电信工作了一年之后，1999年赴美留学阿拉斯加大学。在北邮，他曾任令人艳羡的学校学生会主席一职，养成关心公共事务的习惯，到阿拉斯加大学后，有意识地投身学生组织活动。一开始，袁天鹏加入学生活动中心，帮忙组织和开展活动。